深圳某区提出建设中医院的计划，这勾起了我对把手诊脉、察舌观唇、敷贴膏药、强咽苦茶这些似熟悉又陌生的记忆。也许几百上千年来我们的祖祖辈辈都有相似的经历。面对这样高“遗传”低“变异”的非物质文化“进化”，我该赞叹中医药恒久顽强的生命力，还是慨叹它面对当今瞬息万变的世界却仍然那么孑身独处呢？
    中医药作为国粹之一，一直受到政府的保护和支持。国家甚至把中医药问题提高到法律的高度。宪法里有发展传统医药的表述。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作为新一届政府组成后公布的第一部行政法规，明确提出：“国家保护、扶持、发展中医药事业，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鼓励中西医相互学习、相互补充、共同提高，推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全面支持发展我国中医药事业。”显然，其它国粹没有享受到这样高级别的待遇，但其实这是幸也是不幸。自身强大是无需额外保护的，受保护的背后透露的是另一番无奈。
    中医药一直在我们国家的历史里有着血统纯正的承继和发展，它曾经的优良和强大甚至使其“出口”到周边国家，泽被邻邦。前段时间热播的《大长今》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这些足可以让中医药为自己的过去而自豪。但是，人类历史的车轮转到十九世纪后，中医药开始遇到前所未有的外来强大挑战。
    如果说十六十七世纪在地球的另一面迸发的自然科学更偏重于树立基础理论的话，那么到了十九世纪，积累的理论已开始有强大的力量应用于实践并对这个世界进行天翻地覆的改造。发纫于体液说、胚胎学、人体解剖学、人体血液循环生理学的西方医学也不例外，开始厚积薄发。也是到了十九世纪，一个古老的王国开始被西风慢慢吹去面纱。这东渐之风也裹扎着西方医学。无可避免地，中西医开始碰撞。如果不比较结果的话，碰撞产生的硝烟、余波与震撼我觉得好比为医学的鸦片战争。西医“坚船利跑”的“制造工厂”是科学研究的精神和制度，生产力强大而且产品优良。这场“战争”结果会怎样呢？我们或许可以从双方的差异而感知一二，知微见著。
    中西医的差异或许用“金鸡纳”的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其实是普通中草药的金鸡纳因由传教士奉上且治愈了康熙的疟疾，其因此被尊奉为西洋圣药。到了十九世纪，西方对金鸡纳开始用科学研究来“解剖”，先有从金鸡纳中分解出有效成分奎宁和金鸡宁，后有用人工方法合成奎宁。原始的金鸡纳就这样通过科学的手段解构又建构，被“进化”为治疟疾的现代医药。
     我们可以看看这场“中西医大战”的一些局部战役战果。
     ——一度于十七十八世纪的日本被视为先进文化的中国医学被称谓为“汉方医”，但到了1871年，日本政府却断然推出医学全面西化政策，并订出西医取代汉方医的十五年计划。这已不是并存、结合或谁主谁次、谁强谁弱的问题，没有王寇之分，而是有你无我了。
     ——1913年，已积弱经年、沉疴在身的中国愈发丧失对自身文化的信心。面对西方医学的“入侵”，当时主政的北洋政府作出了废弃中医的计划，其首举就是在大学里把中医学科摒弃在外。
     ——今时今日，我们身旁的香港，公营医疗机构已完全由西医主导。中医总是给人小铺经营，郎中卖药的感觉。
     二十世纪上半叶，战争频仍使中医药在其老家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但这并没有让它因此强大，恰恰相反，差距越拉越大。生理学、病理学、免疫学、遗传学等学科的重大突破和创新使西方医学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研究紧贴临床，效果立竿见影。同时期，中医学多徘徊于对传统固有学说的自争自辩中，学科建设成为奢谈。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学在政府的支持下，在政策的推动下得到了有力的发展。中医院的建设和中医人才的培养，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数量上获得壮大。但归根结底，如果相比之下中医学是理论体系不完善，实践效果不明显，将仍经不起长远的检验。而更为关键的是，二十一世纪的西方医学在诸如分子生物学、基因研究、生物芯片等新技术的带动下发展得如鱼得水、日新月异。这是一个时间的竞赛，中医学的发展必须直面速度问题。
     我不时在想，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中医中药会走出怎样的路呢？是越走越宽还是越走越窄呢？与西方医学是殊路同归还是各自各精彩呢？但无可否认，中医中药在给人看病开药的时候也真的很需要自诊自医。
     作者简介：黄宇立，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主持并参与多项化工医药项目可行性研究，具有丰富的工程咨询经验。

(作者：黄宇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