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本论》有感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里,马克思道出了他对于其理论命运的担忧。这样的担忧,对于困扰在人类好逸恶劳的恶习中的庸人,或者沉迷于对抽象美好的向往的“学者”而言,都不是没有根据的。“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于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成果。”为什么?因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这种工作方式的困难,的确能够将千千万万的聪明人排除在外。而正是这种完全建立在抽象思维上的科学,才能在最基本的问题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分歧。这样的分歧,导致了在人类已经从月球上采回了岩石样本的今天,经济学仍然犹如一匹不肯驯服的野马,游离于理性的草原。与此同时,从王子皇孙到平常的贩夫走卒,经济与每个人都如此切身地发生着关系。然后,再和政治、文化、军事等等现象厮打在一起,从而“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不幸的是,马克思在1867年7月25日写下的这些文字,全都被一百三十六年三百五十三天的历史验证了。清洗和屠杀,取代了情感;复仇女神走出了神话的虚幻,用无数的地区冲突、民族争端和两次世界大战的上亿具尸骸,证实了人类理性外表下的兽性。而所有这些悲剧的背后,哪一个不和经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呢?哪一个不能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呢?所以,经济学的研究者,不是那种拿着烟斗,满口专有名词,推算着优美公式的象牙塔里的学术王子。他们的身上,肩负了整个人类进程的研究重担!经济研究的实证本性,一方面要求研究者有深刻穿透的思辩力,透过纷繁的现象能够看到本质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必须具有自由科学研究的精神,这个精神中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冷酷和客观。而要达到这一点,前提就是忽略自身肉体的存在、忽略感性的存在、忽略除了理性而外的所有杂念!这对于一个身处社会,具有实实在在生物人和社会人特性的经济学家个体来讲,可以设想其困难的程度。而这样的精神,似乎已经触及道德的底线,但是,却正是政治经济学家必备的精神!——他们必须明白,对现有经济弱势体的直接帮助,不是他们的责任,将其垂死的现状以及悲剧形成的原因分析出来,形成规范经济的成果,才是自身的责任。这就类似医生面对手术台上的病人的躯体一样,他不能对这个躯体是否属于其父母、妻儿还是仇家、冤孽而对其手术的计划和质量产生任何影响。这是我所认为的成为经济学家的最大困难。
回到正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分野,刚好就在整个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对价值的认识。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两个价值的概念:客观的价值和主观的价值。客观的价值,要求价值必须得到客观的量的尺度。李嘉图和马克思认定了凝固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的量,就是这个价值的客观尺码。主观的价值,就是效用。一切价值,都需体现在主观个体的自我规定中。一杯水,在烈日下的沙漠里,与山泉旁的农舍中,显然具有不同的效用。在马克思敏锐锋利的手术刀下,“同一杯水”如果成为交换的商品,那么,就不能脱离参与交换的主体的人。人,连同这交换的水,包含着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诸多方面的规定,正如浑身的每一个正常细胞,都包含了标识我们自身独立性的所有染色体一样。“同一杯水”,理当不应存在于烈日下的荒漠,从水源来到这里,并非一次观光的旅游,而是肩负着满足真正意义的渴望的使命。这个“功利”的过程,已经沉淀了人类的劳动。不管这杯水是通过拉斯维加斯地下管道,骆驼,人力,还是其他不同功率的手段从水源到达沙漠,所有这些手段,在蒸馏了具体劳动的质之后,留下了劳动凝结的量的结晶。而这个量,就已经决定了其内部存在的价值。这样对价值范畴的规定,没有脱离社会的规定性,而这一点,正是我认为马克思的价值远胜于马歇尔的效用的最核心的地方。比较而言,脱离了具体社会经济环境的“效用”,毫无疑问只是头脑中的幻影,是老子恍兮惚兮的浑然,是黑格尔所说的抛开了具体内容的“空的深邃。”
不能否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到世间已经一百多年,其间现实进程的推进,在很多方面已经突破了原有的理论框架,迫切要求马克思的理论根据现实的情况作出一定的调整。而我认为,最需要调整的,是对劳动的认识。更加深刻探讨劳动的性质,无疑对价值的理解是有帮助的。
什么是劳动?借用《辞源》的定义——为了某种目的或在被迫情况下从事体力或脑力工作——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至少包含了三个要素:第一、目的(被迫是强加的目的);第二、体力工作;第三、脑力工作。按照这个概念,似乎可以推出知识是脑力工作为主导的制品。从古猿完成了到人的进化过程,并真正开始劳动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脑力工作的成分。脑力的本质,是对客观世界反射、反映、建模并反思的能力,从进入灵性大脑的那一天起,就摆脱了原子的约束,通过大脑的异化,自在地依附于物理的大脑。她同样在形成的闭环的演进道路中,进行着对自身的否定而得到自觉的进化。
与脑力工作对应的体力工作,显然更加便于感知和测量:力气大的能够搬起的石头,对力气小的,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困难。而不管是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刚刚冲破作坊生产方式的早期,体力劳动无疑都是占主导形态的劳动形式。但必须注意到的是,与生产方式的进步相伴随的,是劳动复杂程度的提高和与此相适应的分工的细化。
脑力劳动和体力拉动,是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的。体力劳动为脑力劳动提供素材和对象;脑力劳动为体力劳动提供指导和原则。在人类刀耕火种的年代,尽管体力占了更大比重,但是,没有对火的认识和利用,没有对金属矿藏的了解和冶炼,就不可能采用比仅仅只有火和刀时更加高效的劳动方式。相反,如果不参与具体体力工作,就不会产生对更加坚硬锋利生产工具的迫切需要,即使有聪明的大脑和金属的冶炼知识,也不能触发刀的产生。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中,前者由于摆脱了原子的约束,不仅从内容的面上,而且从内容的深度上,均表现出更加灵动和革命的特性。同时,他积极地寻求体力劳动的载体,像幽灵一样,随时准备潜入其中,从根本上改变现有劳动(包括脑力和体力)的形态。一旦完成了这次跳跃,这个时候,脑力成果就固化了,茧化了,沉淀为现有体力劳动的新的形态。体力劳动,在整个过程中,一方面表现为提供素材和对象的主体;另一方面,从劳动进化的角度,他从两个层面和脑力劳动发生着关系:内在地,他更多地表现为对脑力劳动的吸收、消化和变异;外在地,他更多地表现为脑力劳动成果的皈依和服从。而脑力劳动,更多地表现为拓疆扩土的开拓者,在不断扬弃自身的过程中,不断为现有的生产方式提供新的血液。从经济的角度,一方面,表现为积极参与体力劳动,并内在和外在地改变着现有的劳动形态;另一方面,通过不断的自身否定,自觉地进化。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就是在这样的对立统一中,推进着劳动的总的形态的进化过程。
脑力劳动要兑现其经济学意义的价值,必须完成对现有劳动形态改变的这一跳跃。但是,这样的跳跃不是一步完成的。这是一次三级跳:首先,个体物理大脑中的脑力成果,需要通过语言、文字、模型等方式表达出来;其次,通过广泛地传播的已经模型化的知识,按照第一个个体大脑异化的方式,异化其他大脑,形式上,表现为脑力劳动成果的传播,即社会化过程;最后一跳,通过广泛异化了大脑的人,参与已经固化了新脑力劳动成果的劳动,最终体现出脑力劳动的社会化的物理的力量,即经济的价值。而这个价值,是能够衡量的。需要指出,能否真正意义实现脑力劳动的价值,关键在第三跳。因为脑力劳动的成果,并不一定保证具有经济学的价值。而不管是否具有经济学价值,第一、二步在经济学层面,是没有阻碍的,他们只是第三步的铺垫和准备。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脑力脑动具有经济学的研究意义?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由于脑力劳动本身的灵性,脑力劳动的涉及范围显然并不仅仅限制于能够内在或外在参与到体力劳动的脑力劳动范畴,同样,对其评价的标准,也不可能是单维度的。例如,非理性的脑力劳动,仍然可能表现出巨大的美学价值。但是必须把这个充满灵性的幽灵装到经济范畴的笼子里,才能将理性分析的作用真正表达出来——要吃黄鳝的肉,必须将黄鳝的头订入铁钉。所有,研究脑力劳动的经济学意义,必须围绕到经济学的核心上来,这个核心,这个黄鳝的头,就是商品以及商品的生产过程。所以,具有经济学意义的脑力劳动,就是围绕着商品以及生产商品的生产过程的脑力劳动。
(作者:刘恩泽) |